學生請願出兵抗日
文 / 中央社攝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日軍侵華的暴行已經引起中國人民的同仇敵愾,尤其是熱血青年的反應更為激烈,學生不但毆打外交部長王正廷、罷課遊行,北平的學生甚至還強佔各鐵路列車到南京去請願。蔣中正先生接見請願學生時說明政府忍辱負重的立場,但學生無法接受,國民黨中央黨部蔡元培和陳銘樞與請願團學生會面,也被拖到戶外毆打,黨營的中央日報更被搗毀,情勢幾近失控,最後由政府出動軍警才將鬧事的學生押回北平。

不過,「九一八事件」之後,日軍的侵略行動仍未稍歇,國府雖然決定「先安內後攘外」的策略,一來先剿滅作亂的中國共產黨並安撫南方搞分裂的軍閥及政客;二來加速各項國防及民生工業的建設,以厚植抵禦日寇的實力。但因民眾的愛國熱潮隨著日軍不斷的挑釁侵略而日增,又因反國民黨和反蔣中正的個人及政黨派系的煽風點火而臻至高潮,從校園內反映出來的民眾要求政府立即抗日的聲浪乃日益高漲。

國民政府沒有忘記一九三一年學生請願的惡夢。一九三五年三月,政府先是對北京大學、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進行搜查,一些校內可疑的社團遭到封禁,還有些學生被指控與中共有關而被逮捕,不過,到了同年十月下旬,燕京大學學生高鳴楷出面提議聯合北平各大學和中學學生,向國民黨當時正在召開的六中全會要求言論自由及約法上的人身權利,他們連絡了幾天,得到了各校一部分學生的贊同。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他們把一份充滿激情文句的請願書寄到南京去,但那時剛好發生汪精衛被刺事件,六中全會匆匆閉幕,無法處理這份請願書,學生們正感失望,天津的日文報紙正巧刊登了支持中日提攜、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鼓吹華北自主等報導,加上日本憲兵更四出捕人,學生的情緒因而又被挑激,燕京大學東北同鄉會會長張兆麟倡議恢復學生聯合會,要求政府立即抗日,於是,到了十一月十八日,北平市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並決定於十二月九日在北平市區舉行遊行活動。

十二月九日當天,雖然氣候酷寒,大雪紛飛,但是學生們仍然按照原定計劃分頭出動,只有燕京及清華大學的學生因為北平的西直門關閉,無法進城。而在市內遊行請願的其他各校學生,則因為此次遊行的事前準備及組織不夠周延,在遊行的過程中一受到軍警的鎮壓,便立即潰散,部分學生因而受傷或被捕。不過,情緒激憤的學生們決定再接再厲,因而又集會決議從隔天十日起罷課抗議。

根據【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的記載,當時胡適和蔣夢麟、傅斯年等人在學生討論罷課時都登台發言,反對學生以罷課手段來抗爭,但左翼學生卻用噓聲來擾亂會場,胡適於是嚴正地指斥說:「你們有意見,上台來,好好說。不要下流,下流﹗」其他學生於是熱烈鼓掌,將噓聲鎮壓下去。其後,又有一名左傾教授尚仲衣於北大教授集會中發言改定課程,講習抗日課目,胡適又指斥他「曲學阿世」,並且呼籲:「我們今天要鎮定,要在敵人的威脅之下照常讀書,不能假冒抗日教育來宣傳馬克思主義﹗」不過,胡適的「保守主張」不能把學生激昂的情緒降溫,最後罷課行動仍決定進行。

到了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又發表了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訊息,學生們懷疑這是變相地讓河北省東部自治,在一股愛國心的驅使下,他們遂又策劃在十二月十六日,發動更大規模的示威運動,而且其準備工作和組織都要比九日的遊行示威來得周密,不是,軍警方面的防備勤務也增強了不少。

於是,當天上午的遊行一開始,情勢便相當地劍拔弩張,軍警在遊行開始後不久便接到強力驅散的命令,學生們見狀紛紛四散走避,不過,軍警仍到處追打已經被衝散的學生,甚至還用武器刺打徒手的學生,並用刀背打女學生,用刀刺傷女學生。根據事後的統計,參加遊行示威的學生中,共有七十五人受到重傷,兩百九十七人輕傷,八人被捕,另有二十五人失蹤。

北平市發生的這兩起學生遊行示威請願行動,雖然是以流血的結果收場,不過運動的波浪卻迅速地傳到全國各地,計有三十五個城市接連發生了六十五次學生遊行示威另一。,中國共產黨方面見機不可失,於是在同年的十二月二十日發表了一封「告全國學生民眾書」,對於華北學生運動表示欽敬,並請工農兵學不問信仰共產主義與否,一律加入行列,共同組織中共主張的國防政府。

另一方面,上海文化界人士馬相伯、沈鈞儒等兩百八十多人也聯名通電支持,並且發表了所謂「救國宣言」,提出包括停止一切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等八項要求,與中共方面的主張「相互呼應」。至此,後來被稱做「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這兩起學生運動,對外的本質已出現轉變。

面對各種勢力藉學運串連起來的巨大壓力,當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甫於十二月十二日兼任行政院長,他有鑑於局勢惡化,於是當機立斷,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指示教育部通知交通較便的各省市專科以上及中學校長和學生代表,要他們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到南京與他見面,以便瞭解政府的抗日方針。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各地學生代表三百多人聚集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蔣兼院長向他們演講政府對日政策長達三個小時,並當場答覆學生的詢問,其中,針對北平和天津各學校代表提出的「請求政府公布那些造成今日華北局勢的各種交涉文件」等四項問題,蔣先生鄭重聲明兩點:(一)「塘沽停戰協定」並無秘密條件,只有幾件「申令」事項;(二)去年六月初何應欽部長並不曾和梅津司令官訂有何種協定。蔣並保證,絕不簽訂任何損失國家主權的條約,也不訂立秘密條款,如到最後關頭,必當不惜一戰。他還勸學生要重紀律、勤學問、鍛鍊身體,勿受人離間,致使愛國之舉成為破壞秩序的媒介。

一月十七日,與會的一百六十四位各省市專科以上及中學校長發表了一項聯合聲明,強調「信任政府,反對分離運動,保持教育生命,制裁罷課與破壞紀律的行動」。雖然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秘密宣傳與勸誘下,有部分學生轉而加入共產黨的組織與行動,不過,在蔣委員長的剴切說明及保證後,大致上各學校的秩序都很快地恢復,一場風暴暫時平息下去。

不過,史學家梁敬錞在他所寫的「華北自治運動」一文中,評估這兩起學生運動的歷史意義時,看出了這場風暴如何醞釀成另一場更大的災害,他說:「『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這兩起學生運動,喚起了普遍抗日的民族意識,縮短了長期抗日的政府準備;近種西安事變之因,遠致中共政治反攻之果,牽引世局,至為重大。」

無怪乎後來中共把這兩起學生運動的意義抬得非常高,還不無誇大地描繪中共在其中的領導角色,這一切果然其來有自矣。只不過,學運與政治之間牽扯不清的糾葛,到底孰是孰非?在中國以及台灣現代史上,恐怕都是一個很難釐清答案的提問吧。(鄭懿瀛)

 
各地學生請願出兵抗日(冀魯學生抵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