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事件
文 / 中央社蔡森泰攝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晚上九點十五分,台大法學院一年級學生何景岳和師範學院博物系學生李元勳,共乘一輛腳踏車,經過台北大安橋附近時,被中山路派出所一名謝姓警員認為違反交通規則取締,因而發生衝突。兩名學生據說被該警員「打了好幾下」,隨後並被押送台北市第四警察分局拘押,轟動一時的「四六事件」自此揭開序幕。
兩名學生被捕的當天晚上,首先得到消息的師院學生,集合了兩三百人趕到分局交涉,而四、五百名台大學生隨後也聞訊前往聲援,兩校學生要求警方釋放何、李兩人,並要求警察局長劉監烈出來向學生道歉,警方雖立刻將兩名學生釋放,並將肇事警員拘押,但要警察局長道歉之事只能以電話請示。

不久,台大訓導長鄭通和乘著傅斯年校長的小汽車趕到現場疏勸學生,可是學生還是堅決要見警察局長。不久,警察局督察長龔經笥趕到現場,代表總局長前來調解,但是學生仍然堅持要由局長親自解決,經過往復折衝,到天將亮時,有些學生支持不下,便提議解散。


三月廿一日上午八點左右,台大師院學生選出十八人合組主席團,前往市警局向局長請願,陪同前往的學生約千餘人,現場還有不少圍觀的路人。後來,由主席團成員代表學生進入警局,提出了五項要求:一、嚴懲肇事人員。二、受傷同學由警局賠償醫藥費。三、由總局長登報道歉。四、請總局長公開向被害同學道歉。五、登報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針對學生代表的五項要求,劉監烈學生的壓力下當場簽字,並下樓向廣場上的學生致歉,才暫時平息這場風波。
但到了三月廿九日,以台大和師院為主的北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自治會,在台大法學院廣場舉行了一場慶祝青年節---營火晚會,大會並宣布要在各校學生自治會的基礎上,成立「台北市學生聯合會」,以爭取生存權利、反對饑餓和迫害、要求民主自由等口號,號召全省學生的聯結。
這時,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從南京返台,當他聽完事件的處理報告後,當場大發雷霆,下令由警總副司令彭孟緝負責,清查「主謀份子」,準備抓人。一時之間,台北的大學區便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風暴即將吹來的威脅之下,到處風聲鶴唳,學生人人自危。
四月五日,恰逢清明節,師院貼出:「清明節放假一天」的布告,許多本省學生就回家過節,外省學生也有不少人外出,第一宿舍裡只剩少數在複習功課的學生,陳誠下達的逮捕行動於是展開,頭一個被捕的對象便是師範學院新選出的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
當天傍晚,兩名便衣特務來到龍泉街口的師院學生第一宿舍,騙出在宿舍內的周慎源架上三輪車帶走,但當車子經過公園路台大學生宿舍時,周慎源趁機跳下行進中的車子,向宿舍奔逃,並一路大喊:「特務抓人﹗」那兩名特務沒有提防到周慎源會突然跳車,連忙拔槍追趕,並且開槍示警,但是因為許多學生已聞聲趕來,他們不敢冒然衝進學生宿舍,只好悻悻然離去。聞訊而來的師院及台大學生則出動六十輛腳踏車護送周回到師院第一宿舍,學生知道後莫不群情激憤,慷慨激昂,一場更盛大的罷課遊行行動即將衝撞當局的底線。 
就在這時候,師範學院代理院長謝東閔接到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兼總司令陳誠發出的「特字第貳號代電」,指名要逮捕六名學生;台大校長傅斯年據信也接到了同一電令,點名要逮捕十四名學生。陳誠還在當天晚上,找警總副司令彭孟緝、謝東閔及傅斯年三人到他家開會,決定當天晚上驅離學生。
四月五日晚上,學生發現師院第一宿舍被有關單位包圍,因而決定輪流站崗守衛,只要發現狀況就敲面盆示警。到了四月六日的凌晨一點以後,天空突然下起大雨,一陣陣急促的臉盆跟著響徹夜空,驚醒的學生發現全副武裝的軍警憲人員正向南樓逼近。由於餐廳的四面全是玻璃窗,在探照燈的照射下,學生的活動完全暴露在光亮之中,學生們於是決定轉移到北樓,但因為寡不敵眾,餐廳與南樓先後失守,學生只能據守北樓樓上,全體投入戰鬥。後來,警備總司令部遞進來一份以周慎源為首的黑名單,同時表示只要把人交出來,其他人就可平安無事,但學生們決定抗爭到底。
在雙方對峙中,師院代理院長謝東閔先後兩次上樓,苦言勸告學生們交出周慎源等「黑名單」上的同學,但是,謝的勸導卻遭到學生的批判,等到謝東閔無功而退之後不久,學生們就警覺到憲警準備動手抓人了。黎明前,一名排長沉不住氣地對空開了一槍,緊張情勢突然升高,軍警見學生沒有下樓的意思,於是開始搬動堵在樓梯口的桌椅,以十餘人為先鋒,硬衝上來,為了自保,學生們也就拿起碗筷、椅子砸下去,但憲警還是衝上樓見了人就打,然後把學生們一個個綁起來,押到軍卡車上開往陸軍第三部隊的營房,當天,住在新生南路台大男生宿舍的學生,也同時遭到集體逮捕。
總計,當天一共有一百多名以台大與師院為主的學生被捕入獄,其中有七人在獄中被槍斃,不少學生失蹤,是為「四六事件」,成為此後大學校園蒙上白色恐怖陰影之濫觴。
根據後來監察院對於這起事件所做的調查報告指出,「四六事件」發生後,台大因屬國立大學而不受台灣省政府管轄,也就未遭「停課整頓」,當時的台大校長傅斯年並得以派訓導長探視被捕學生,同時向地方治安當局請求依法律途徑處理學生。但師範學院因為屬省立學校,依台灣省政府的命令「停止上課」,所有學生一律重新登記,省府並下令撤換院長,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經重新登記審核後,計有三十六人被除名。
將近半個世紀後,台灣大學成立了一個「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七日對當年的「四六事件」作出了一個總結報告,其中,對於該事件的歷史意義提出了解釋說:「四六事件的發生,可以視為學生對國共內戰困局的一種積極歷史性回應方式。當時台灣社會農工生產遲滯,政經結構條件極不安定,國民政府又面對國共內戰吃緊,無法全面發展高等教育相關政策。但在此狀態下,台大及師院的學生仍以社會正義為呼聲,充份展現台灣社會戒嚴前,學生自主性動員的遊行、抗議之聲勢,同時參予民間社會、縱論國是的熱情與視野。」
而對於當年政府所犯下的錯誤,解嚴之後的新政府則是決心要予以面對、平反,依照兩千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公布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增列了四六事件受難者為適用對象,並由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受理受裁判者的認定及補償事宜,政府並指定教育部代表向「四六事件」受難者家屬致歉,希望能夠藉此彌平傷口,記取教訓,為校園自主、學術自由樹立更良好的基石,只是,當年的生命已然飄零,青春的鐘聲也無法再迴盪洋溢矣。(鄭懿瀛)

 
師大,38級史地科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