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事件
文 / 中央日報
 
 

一九六零年六月,【自由中國】雜誌社雷震等人結合台灣本土政治菁英著手籌組新的反對黨,九月四日,國民黨政府當局逮捕雷震等人,爆發所謂的「雷震案」,籌組中的反對黨也因此胎死腹中。而這起涉及言論自由與民主政黨體制問題的事件,要先從【自由中國】創刊後的言論走向來找尋其意義與脈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發行人胡適、社長雷震、主編毛子水。創刊宗旨是由胡適所擬,共四條:「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自由中國】創刊之後,言論方向便依循著這四條宗旨的精神,在濃密的戒嚴統治烏雲中,努力拓開一方自由民主的藍天。例如雷震談「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確保」一文,為未來籌組反對黨的行動定下了理論的基調;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則發表「關於『統一思想』底問題」,明確反對政府利用「統一思想」的觀念來扼殺民主自由的正常發展。

【自由中國】的言論果然刺激到了統治者的敏感神經,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出刊的四卷十一期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立即遭到所謂「軍事機關」的干涉,社方只得在四卷十二期發表一篇「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社論,「賠罪道歉。」

此事引起在美國的胡適十分不滿,因而寫了一封信給雷震說:「【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有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所以,胡適聲明「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是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後來【自由中國】雜誌社成員仍決議請胡適繼續擔任發行人,社方的言論仍走獨立自由的路線,但有關單位已懷忌在心。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六日的【自由中國】社論「這是國民黨反省的時候」,對國民黨在地方選舉中的弊病頗加非難;六月十六日的社論「立法院給憲政開一惡例」,主張立法院應修正議事規則第五十三條為「立法院應諮請總統通知行政院長提名人到院提出施政意見」,以養成憲政傳統;七月十六日的社論「民主憲政的又一試金石」,復針對蔣總統任命周至柔為國防會議秘書長提出批評,主張國防組織法尚未通過,不應有國防會議之組織。一連串的社論文章,在在顯示【自由中國】的堅定立場。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國民黨黨營的中央日報開始拒登【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廣告,執政黨方面的忍耐似已到了極限。不過,【自由中國】繼續痛砭時政,如同年四月一日有朱伴耘在【自由中國】發表「反對黨﹗反對黨﹗反對黨﹗」一文,指陳「強大的反對黨的存在是救國良藥」,並提出組織反對黨的方法;接著,五月十六日的【自由中國】社論再推出「選票與人心」的立論,針對當年舉行的地方選舉,批評當局拒絕民社黨、青年黨及無黨派候選人推派監選人員的要求,並例舉多起舞弊事件。

接著,七月一日【自由中國】的社論「今日的司法」一文,批評司法審判缺乏獨立精神,淪為政治的工具;而同期的【自由中國】雜誌中,還有一篇高雄縣長候選人余登發的投書,指出高雄縣長選舉舞弊。七月二十日,台灣高等法院針對「今日的司法」一文提出聲明,認為【自由中國】涉嫌蓄意污衊。專制與自由雙方已進入劍拔弩張的時刻。

【自由中國】一不做二不休,從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起推出「今日的問題」系列專論,繼續針砭時事,言論監督的範圍也不斷擴大。同年八月十六日的社論主張減少與軍事無關的國防支出及裁減常備軍,還批評軍隊特種黨部與政工;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的社論主張裁撤救國團;同年五月一日的社論要求政府從立法院撤回出版法修正案;五月十六日的社論則批評台灣地方自治為地方黨治等。

同年五月二十七日,回國主持中研院院會的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社餐會席上,發表「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的演說,聲援爭取言論自由,並呼籲由教育界、青年和知識份子出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六月十六日【自由中國】社論立即以「積極展開新黨運動」呼應,鼓吹成立新的反對黨。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自由中國】社論將批判矛頭轉向了第二任總統任期即將屆滿的蔣總統身上,認為「蔣介石總統如果不經由修憲也可達到連任,便是明明白白的違憲」;同年七月十六日的社論繼而反對「修改臨時條款並不是修改憲法本身」這種主張;八月一日,【自由中國】社論復主張解決台灣省政體制的根本辦法,就是省長必須實行民選。這幾篇碰觸到蔣總統的任期以及憲政問題的社論,已經引燃了國民黨的怒火,雖然胡適於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自由中國】半月刊十週年紀念會上發表了「容忍與自由」的演說,提醒雙方自制,但已無法撲熄點燃的火種。

一九六零年二月一日,【自由中國】社論以「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要求蔣不要尋求連任;三月二十七日,張君勱、勞思光等人又在【自由中國】上發表「我們對毀憲策動者的警告」,反對國民大會「修訂臨時條款」,以使蔣總統能獲連任。加上同年五月十八日,由李萬居、郭雨新、高玉樹、吳三連、許世賢、楊金虎等無黨籍人士,和雷震、青年黨夏濤聲、民社黨蔣勻田等共七十二人,在台北市民社黨總部召開「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除激烈批評選舉舞弊外,並決議成立「地方選舉改革座談會」,積極展開籌組新政黨的行動。

新政黨即將籌組的風聲一出,國民黨便動員黨政軍所控制的各種媒體起而攻之,但是【自由中國】方面也不甘示弱,九月一日刊出由殷海光所寫的「大江東流擋不住」社論,聲言組黨是任何洪流所無法阻擋的。至此,國民黨的容忍已到最後極限,決定抓人。
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為由,將【自由中國】雜誌社社長雷震、主編傅正、經理馬之驌及會計劉子英四人逮捕。雷震的罪名是「為匪宣傳」和「知匪不報」(劉子英被指為匪諜),於同年十月八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傅正及馬之驌處感化三年,而被指為「匪諜」的劉子英則被判處十二年徒刑。

這起被稱為「雷震案」的逮捕事件,讓籌組中的新黨就此無疾而終,台灣的民主運動與言論自由都受到強烈的打擊,但國民黨也因而被認為是壓制民主自由的「專制政權」,可說是「兩敗俱傷」,沒有人從中得到好處,台灣人民卻又再次受傷。(鄭懿瀛)

 
「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