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斷交
文 / 中央社記者陳永魁攝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中日共同聲明」,雙方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一天,中華民國政府以「漢賊不兩立」的原則,宣布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這是繼前一年退出聯合國、同年稍早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之後,我國又一項嚴重的外交挫折,對台灣政經情勢的衝擊十分巨大,但也因此逼使國民黨政府必須正視國內外政治的真實情勢,朝向更加民主、開放以及認同本土的合理化道路。

事實上,早在那個日期以前很久,日本與中共已經在暗地裡「眉來眼去」。在日本這一方,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隨著冷戰開始,韓戰及越戰相繼爆發,日本成為美國在遠東地區的重要伙伴與據點,並在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保護下,迅速地從戰敗的廢墟中重新站起,復興其經濟榮景,進而超越戰前的生產水準。而在這種國力逐漸滿溢的情況下,日本朝野對於當時已擁有五億人口的廣大中國市場,又開始舊情復燃,隨時等待重新「進出」的機會。

而在中共這一方,在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斃命、赫魯雪夫上台批判史達林路線後,中共與蘇聯在思想上便開衝突對立,加上爭奪世界共產主義的領導權,兩國終於徹底決裂。一九六零年七月,赫魯雪夫通知中共,將在一個月之內召回派遣在中國的全部一千三百名技術人員,並取消數百個援助協定,中共因此在經濟建設上遭到空前困擾,遂把求助眼光轉到經濟正在大步起飛成長的鄰居日本。

不過,即使雙方建交的主、客觀條件都已具備,但是中共方面卻在打一副「政經通吃」的牌。他先指責日本過去侵略中國,現在又與「美帝國主義者」勾結,企圖復活軍國主義,並和「蔣家反動政權」合作;接著則是要求日本斷絕與美國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最後再以與日本關係深厚的廖承志,出面設立一個所謂「中日友好協會」,做為雙方進行經濟合作的推動單位。就在中共這種軟硬兼施的手段下,從一九五零年代起,日本和北京政府即由經濟交流開始,逐漸越趨越近。

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訪問中國,並簽訂了「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一九五三年四月九日又簽訂了「第二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九日,中共釋放了四百一十七名日本戰犯;同年九月十一日,日本民間財經界成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作為促進中日貿易的中心機關;一九五五年五月四日,中日雙方再簽訂「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十二月五日,日本「日中漁業協議會」與中國「中日漁業協會」成立協定;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日本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日本商品展覽會」。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中共開始在每年春、秋兩季舉行「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日本商社每次參加所成立的交易額,達到每年中日貿易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七月十六日,日本政府發表放寬對中共貿易的禁止品項;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第四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簽訂;不過,同年五月二日,日本長崎市「郵票展覽會」中發生污辱中國國旗事件,十日,中共抗議這起事件,全面停止對日商談,並取消既往交易契約。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中共為了在日本產業界造成親中的政治目的,對於中共表示友好的數十家日本企業,特別指定為「友好商社」,准許他們與中國方面單獨進行特權貿易;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日本社會黨訪中代表團」與中共發表共同聲明,三度確認「美帝是中日兩國的共同敵人」的主張;同年十一月九日,雙方貿易代表簽訂了「關於中日長期總合貿易的備忘錄」,每年協定一年的貿易數量。

到了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中共發起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日兩國的接觸受到阻礙。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五日,周恩來在接見日本民間貿易代表團時提出所謂的「周四條件」,對於以下四類日本商社一律不准與中國進行交易:(一)援助蔣家政權反攻大陸,援助南韓侵犯朝鮮的日本商社;(二)鉅額投資台灣、南韓的日本商社;(三)為侵略越南、寮國、高棉供給武器的日本商社;(四)日美合辦事業及其下屬機關。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在沒有預先通知日本政府的情況下,突然宣佈要前往中國大陸訪問,日本雖然受到「尼克森的衝擊」(NIXON SHOCK),但卻因此得到了向中國靠攏的政治啟示。加上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下台後,台灣方面大力支持的繼任人選福田赳夫,敗在有大平正芳和三木武夫等人支援的田中角榮手下,因此,田中上台後便積極展開與中共建交事宜,而中共方面也立即回以善意的表示。

於是,先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田中角榮與美國總統尼克森在夏威夷晤談,就日本與中共建交之事取得美國諒解。接著在九月二十五日,田中與外相大平正芳 等人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二十七日,田中與毛澤東及周恩來會面;二十九日,周恩來與田中角榮遂簽訂了「中日國交正常化共同聲明」,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

在這項「中日國交正常化共同聲明」中,有關台灣問題,雙方在聲明的第三項明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新表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不可分的一部份。日本政府,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立場表示十分理解並尊重」,日本則以此換得了中共放棄對日索賠的實質利益。

而在台灣方面,當九月二十九日中日雙方發表共同聲明正式建交後,中華民國政府也立即發表嚴正聲明,以「漢賊不兩立」的原則,與日本政府斷絕國交。不過,由於台灣和日本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極為密不可分,因此,當憤怒的情緒趨於和緩之後,雙方便同意互相交換名目上的「民間」機關(實際上由政府人員或其代理人負責辦理),而繼續維持這種除了外交事項以外的經貿文化等關係。

在日本方面,這個「民間」機關叫做「日台交流協會」,是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設於東京,在台北市及高雄市各設有辦事處;台灣方面,這個「民間」機關叫做「亞東關係協會」,是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設於台北,而在東京、大阪各有辦事處,另外在福岡則有分處。這種變相的兩國關係被稱為「日本模式」,後來美國與中共建交時,便是仿效這種模式處理與台灣的關係。

而在此時,國民黨政權已經出現世代交替的巨大變動,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經立法院同意任命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正式從他的父親蔣介石手中接下權力的棒子,開始所謂的「蔣經國時代」。因此,即使面對中日斷交的巨大衝擊,台灣還是挺了下來;隔年開展的「十大建設計畫」,又為我國渡過第一次石油危機奠立應變的基礎,到了一九七六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更創下百分之十三的空前紀錄,也算是給了現實的日本人一個痛快的巴掌。(鄭懿瀛)

 
日本特使椎名悅三郎拜會我外交部長沉昌煥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