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文學書刊聯合展覽會
文 / 中央社記者馮國鏘攝
 
 

一九七零年(民國五十九年)三月三日,由文藝月刊社主辦、二十多家出版社及雜誌社聯合參與的「中華民國文學書刊首次展覽會」,在台北市中華路國軍文藝活動中心二樓揭幕,由國畫大師馬壽華主持剪綵,會中共展出文學書刊兩千多種,算是當年文化界的一大盛事,前往參觀的民眾十分踴躍。
而為配合文學書刊的展覽,各報副刊、文藝雜誌的主編及方塊作家,也應邀在國軍文藝中心的三樓新文藝沙龍舉行座談會,現場還開放給讀者進入,並可提出問題參加討論。當天參加座談的人士包括:孫如陵、趙滋藩、盧郁斐、高天行、亮軒、汶津、林適存、桑品載、王文漪、必也正、鳳兮、何凡、彭歌、金溟若、司徒衛、胡正?、?弦、楚軍、唐賢翔、姚宜瑛、栗禾、唐宋、平鑫濤、穆中南、朱西寧、尉天聰、隱地和林海音等人。
不過,當天和馬壽華同時出現在展覽會場的,還有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阮成章、總政戰部執行官王昇、國民黨中央黨部四組(負責文宣等事務)主任陳裕清等人,由馬壽華向他們一一介紹各種出版品,讓這項展覽會的「文學味」少了一點,「政治味」則多了一點。而這也反映了一九六零、一九七零年代台灣藝文界發展的一個階段特性。
早在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剛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府,便提倡所謂的「反共文學」,鼓吹所謂的「戰鬥文藝」。例如,一九五四年一月,國軍總政治作戰部大力推動軍中文藝運動,並舉著建立時代化、大眾化、革命化、戰鬥化的民族文藝。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國文藝協會」由陳紀瀅在中央日報與台灣新生報上發起「文化清潔運動」,要求清除「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等文藝三害,他們立意要剷除「內幕雜誌」的惡行。但是當時有部分文藝界人士認為「文化清潔運動」還太過消極,認為要以更積極的態度來面對文藝發展,於是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又有所謂「戰鬥文藝」的口號出現,引起各界的熱烈響應,甚至連當時的蔣介石總統也下令推展「健康的」戰鬥文藝,以積極改革文藝歪風。
當然,對付文人的手段自古皆然,除了來硬的,還要給軟的糖吃,一九五零年成立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便扮演軟糖的角色。該會是由張道藩、程天放、陳雪屏、狄膺、羅家倫、張其昀、胡建中、陳紀瀅、李曼瑰等九位委員組成,由張道藩擔任主任委員,每年分兩次對外公開徵稿,範圍包括詩歌、曲譜、小說、話劇、平劇、文藝理論、宣傳畫、漫畫及木刻、鼓詞小談等,但都要符合徵求辦法的規定:「本會徵求之各類文藝創作,以能應用多方面技巧發揚國家民族意識,及蓄有反共抗俄之意義者為原則。」獎品是誘人的稿酬或獎金。
而在同年五月四日,「中華文藝協會」成立,由陳紀瀅擔任主席,請張道藩報告發起意義,定其宗旨為:「團結全國文藝人士,研究文藝理論,從事文藝創作,展開文藝運動,發展文藝事業,並促使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完成反共抗俄復國建國的任務。」企圖藉此一協會來凝聚所有從中國大陸來台的文人雅士,為捍衛大中國意識而戰鬥、而努力。也因此,「反共抗俄」的文藝路線,遂成為五零年代的主流思維。
另外,五零年代蓬勃發展的文學性雜誌以及報紙副刊,除了增加文人的發表園地與學習創作規範之外,也加入政府「文化改造運動」的陣營。事實上,五零年代的文化清潔運動,以及反共文藝、戰鬥文藝的推行,大都還是仰賴這些文學性雜誌和副刊的推波助瀾。
至於當時的重要作家作品則有陳西瀅的《荻村傳》、《華夏八年》;司馬中原的《荒原》、《狂風沙》;朱西寧《鐵漿》;林海音《城南舊事》;王藍《藍與黑》;姜貴《重陽》、《旋風》;潘人木《蓮漪表妹》;鍾理和《笠山農場》以及廖清秀的《恩仇血淚記》等 。
不過,到了一九六零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經濟等環境正逐漸趨穩、好轉,文藝活動的空間也日益加大,包括受到西方文學和哲學思潮影響的現代主義作品,以及潺潺涓滴的台灣本土作家的創作,在反共文學的浪潮之下,為單調一統的文藝環境開闢了多元發展的方向。
在現代主義思潮方面,新一代台灣作家自覺地學習西方現代主義的寫作技巧,改革逐漸八股化的反共戰鬥文學,在藝術技巧上獲得突破性進步。而其所偏好的創作素材則有城市生活,以及個人內心世界的衝突、摸索與掙扎等。其重要刊物包括《文學雜誌》、《筆匯》、《現代文學》。重要作家作品則有王文興的《玩具手槍》、《家變》,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施叔青《約伯的末裔》,李昂《花季》,以及歐陽子、陳若曦等作家的作品。
在鄉土文學作品方面,一九六六年尉天聰主編《文學季刊》,大量的「鄉土文學」開始集結,逐漸成為台灣文壇的一個重要流派。一九六八年《文學季刊》正式宣告「面向生活、表現人生」的宗旨,批判現代主義不能反映人生,對後來「鄉土文學」的興起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這一派的重要作家作品包括陳映真的《將軍族》、《夜行貨車》;王禎和《三春記》、《小林來台北》;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鑼》、《莎喲娜拉‧再見》;李喬《寒夜三部曲》;楊青矗的《工廠人》、《在室男》;王拓《金水嬸》、《望君早歸》,以及七等生、尉天聰、鄭清文等人的文學創作。
不過,從一九六九年起,台灣在國際上遇到了一連串的外交挫折,國內外政經情勢也出現不穩定的隱憂,於是,一股反對本土化走向的聲浪突然加大分貝,對鄉土派文學展開批判,鄉土派不甘示弱也予以回擊,雙方在一九七七年進行了一場後來稱之為「鄉土文學論戰」的文藝路線之爭。
一九七六年初,作家何言寫了一篇「啊﹗社會文學」,同年九月又有朱炎的「我對鄉土文學的看法」,認為「大陸和台灣本為一體」,因而呼籲「作家必須擴大視野」。一九七七年五月,本土作家葉石濤在《夏潮》雜誌上發表了「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主張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不過,朱西寧則以「回歸何處?如何回歸?」加以反擊。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在聯合報上發表了一篇「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的文章,點名批判王拓、陳映真及尉天聰三人,指責他們「不辨善惡,只講階級」;接著,詩人余光中又在八月二十日的聯合報上發表「狼來了」一文,聲稱台灣鄉土文學作家的創作觀點,與中共的工農兵文藝政策路線「實似有些暗合之處。」
面對如此猛烈的砲火,王拓、陳映真及尉天聰三人也展開回擊,火力也是十分強大。直到一九七八年一月,在台北召開的「國軍文藝大會」上,總政戰部主任王昇發言強調要團結鄉土,指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才算是終止了官方對於鄉土文學派的批判砲火。
只是,在這樣的文藝環境下,「中華民國文學書刊首次展覽會」上展出的文學性書籍,到底是有反共文學?現代主義創作?鄉土文學作品?還是統統都有,任君選擇?令人十分好奇。(鄭懿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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