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學胡適
文 / 中央社記者郭琴舫攝
 

 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日,胡適乘火車離開位於美國綺色佳(ITHACA)的康乃爾大學,轉學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途中,以友人寄贈的遊戲詩韻腳寫了一首答詞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其中,他提出了一個「詩國革命」的命題,而且提出了一個「要須作詩如作文」的方案,一個嶄新的「白話文學胡適」從此誕生。

這種說法當然帶有一點戲劇性,因為在此之前,胡適已和其一班留學美國的年輕友人,如趙元任、任鴻寯、梅光迪、楊杏佛等,經常往復論辯對中國文字及文學用語的想法,不過,胡適提出這個「要須作詩如作文」的方案後,一次更為激烈的論爭,一場更為翻天覆地的白話文學革命,才正要展開。

一九一六年二月三日的【留學日記】裡寫道:「一九一六年,我們的爭辯最激烈,也最有效果。爭辯的起點,仍舊是我的『要須作詩如作文』的一句詩。梅覲莊(光迪)曾駁我道:『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一言以蔽之,吾國求詩界之革命,當於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若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則詩界革命不成問題矣,以其太易也。』任叔永(鴻寯)也來信說贊成覲莊的主張,我覺得很孤立,但我終覺得他們兩人的說法都不能使我心服。」

胡適答他們的信中說:「今日文學大病在於徒有形式而無精神,徒有文而無質,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而已。今欲救此文勝之弊,宜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勝之弊也。」

事實上,從這一年的二月到三月間,胡適的思想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他說:「我曾徹底想過: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代替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

之後,胡適又繼續深化他有關「文學革命」的思維。到了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胡適寫了一封信給當時主持【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提出他有關新文學的八項思想主張:「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語。五、須講求文法。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倣古人。八、須言之有物。」陳獨秀見之大為欣賞,將之刊載於【新青年】雜誌二卷二期【新青年】雜誌二卷二期。

後來,胡適又將前述八項主張寫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發表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二卷五期上,將其白話文學思想總其大成,為一篇完整詳實的「宣言」,並於結論中強調:「此八事皆文學上根本問題,一一有研究之價值。故草成此論,以為海內外留心此問題者作一草案。」陳獨秀更在文後作一「附識」說:「余恆謂中國近代文學史,施(耐菴)曹(雪芹)價值,遠在歸(有光)姚(鼐)之上,聞者咸大驚疑。今得胡君之論,竊喜所見不孤。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余亦篤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親見其成,則大幸也。」

陳獨秀見到白話文學的道路上出現了同伴,喜不自勝,於是便立即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作為呼應,張起革命的大旗高喊:「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由「芻議」一變而為「革命」,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戰鼓自此擂起。

一九一七年七月,胡適學成歸國,先回安徽績溪縣老家探視母親及未婚妻,隨後就在同年的八月底前往北京,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講授沒有三黃五帝的「中國古代哲學史」,立刻猛烈撞擊了舊思維的腦袋,一些守舊份子固然視之為洪水猛獸,不過也有一些青年學生,如傅斯年、顧頡剛、毛子水、錢玄同等人,在一陣撞擊的暈眩之後,便欣然景從,成為一起參與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健將。

到了一九一八年,胡適除了應邀到各處去講演文學革命,將新文學、白話文學的種子努力播撒外,一九一八年一月重新出版的【新青年】雜誌,在陳獨秀、胡適、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及劉復的輪流編輯下,也完全用白話做文章,
而【新潮】和【每週評論】等刊物,也隨之跟進。到了年末,胡適總結說: 「這一年的文學革命,在建設方面,有兩件事可記:第一,是做白話詩的實驗。第二,是歐洲新文學的提倡。」新文學的健將們紛紛創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白話文學作品,但是守舊勢力的反擊也因此越來越強烈。

一九一九年年初,北大校園內出現了擁護古文學的【國故】及【國民】等刊物,對於白話文學展開強力的圍剿。還有一些北大之外的守舊派,更企圖運作當時安福系的國會,彈劾教育總長及北大校長,以壓制這種新文學運動。但因風潮所及,守舊勢力已呈強弩之末,當五四的春雷一響,「孔家店」也就加速傾頹,無法再為他們遮風擋雨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為了抗議巴黎和會對於山東問題的不當處置,北京的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引燃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新文化運動」之火,胡適、陳獨秀等人倡議的文學革命,與之交纏、激迸,讓新中國的大門開得更加浩闊,新文藝運動、新思潮運動以及各種新的政治運動紛至沓來,白話文成了最佳的宣傳及溝通工具,白話文學也有了更加豐富多元的表達內容,涓涓細流已成滔滔大河。

不過,這個「首舉文學革命義旗的急先鋒」胡適,卻對越來越難以駕馭的思想盲流感到憂心,他在五四發生之後半年,在【新青年】雜誌七卷一號上寫了一篇「新思潮的意義」,先說明什麼是新思潮:「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批判的態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新思潮的將來趨勢,則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應該於研究問題之中做介紹學理的事業。」再諄諄告誡激情的青年們:「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

可是,巨濤已然脫韁,即使是砥柱也無法改變流水的去向,胡適只能在他的領土上,重新一鋤一鋤地慢慢闢墾,努力在新舊文化之間挖出一條深刻而穩健的渠道,導向一個科學、理性而民主的目標。證諸後來的歷史亂流,這條胡適的渠道,或許才是當時更為明智的選擇吧。(鄭懿瀛)

 
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左),陳誠行政院院長(右)親自到機場歡送胡適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