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清廷將台灣、澎湖割讓給了日本,台灣自此走上一條艱辛的歷史道路,周旋在中、日兩國的風雲怒濤之間,但是,就像她必須要去面對風災、水患與地震等大自然的無情考驗般,台灣,沒有選擇,只能奮力求生。

一九三零年十月二十七日,距離日本帝國殖民台灣三十五年之後,位於台灣中部的霧社山區,爆發了一場震驚島內外的泰雅族原住民流血抗日事件,憤怒的風咆哮控訴著,日本人不斷地不斷地欺壓、凌辱,已讓天地同怒,即使平地社會的武裝抗日活動已被折磨、消蝕,但是,只要不公不義存在一天,爭尊嚴、求生存的星火就會隨時燎原。

中國方面亦是如此。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斷挑釁與侵略下,民族情緒的星火終於四處蔓延,一九三五年底兩次學生大規模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的遊行,以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蘆溝橋事件,中日兩國間的全面戰爭終至爆發,台灣的命運也再次遭到歷史的撞擊。

這種命運的撞擊沒有因日本戰敗,台灣又回到大中國的版圖而止息,新的挑戰、新的課題繼續向台灣人逼問回應的答案,其中,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更是一道難解的族群悲劇,政府高壓威嚇的處理手段,雖然讓整整一代人噤若寒蟬,但事實證明,問題非但沒有消弭,反而付出更為嚴重的代價;同樣的,一九四九年造成一百多名大學生被捕入獄,七人在獄中被槍斃,不少人失蹤的「四六事件」,也是一場因政府處置失當而釀成無可彌補之憾的歷史悲劇。

大自然也不斷地向台灣提出嚴酷的挑戰與課題。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開始的花蓮大地震,共造成近千人傷亡,兩千三百八十二間房屋受損;一九五九年八月七日為台灣西部沿海地區帶來空前嚴重災情的「八七水災」,更是台灣光復後第一次全島性的共同天然災難記憶;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侵襲台灣北部的颱風葛樂禮,造成台灣中北部嚴重水患,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慘不忍睹;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的超級強烈颱風貝絲,行進路徑和「西北颱」葛樂禮非常相似,同樣為北部六縣市帶來慘重的災情。

而外部因素也在考驗著這塊才剛脫離殖民統治的土地與人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的軍隊撤離南京,渡過長江的中共軍隊兵分二路向南挺進,同年十月十七日,國軍將領湯恩伯率軍撤到金門據守,「古寧頭戰役」開打,節節敗退的國軍挺住了人民解放軍的進犯,台海局勢全面扭轉,台灣的飄搖處境也暫時獲得喘息。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中美雙方代表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希望藉由雙邊的軍事同盟協定,協防台澎金馬的安全,但就在條約簽訂一個多月後,一九五五年一月九日,中共飛機百餘架次開始轟炸大陳島,一月二十日,四千名中共部隊登陸距大陳島七海浬的一江山島,七百二十人守軍全體殉職,一江山淪陷,大陳島也完全進入共軍一零五榴砲彈的射程之內,成為共軍下一個攻佔的目標。

一月二十五日,美國國會通過了由艾森豪總統提出的「台灣決議案」,授權總統於必要時派美國部隊協防台灣、澎湖及有關地區。不過,這個「台灣決議案」並不表示美國願意協防大陳島,反而在二月五日建議國民黨軍隊從大陳島撤退,並由第七艦隊協助撤退的行動。二月八日,一萬四千多名大陳居民一夕間全數撤離,從此離開家園,在美國第七艦隊的護航下,從基隆港登陸台灣,開始了他們另一個全新的人生。

不過,不滿美國企圖造成兩岸分裂局勢的情緒卻在島內高漲,最後以一九五七年的「劉自然事件」為導火線,引發了台灣民眾大規模反美暴力衝突,美國駐華大使館遭到群眾包圍破壞。事後,美方認定這起反美事件是由蔣經國幕後唆使,造成美國政府對蔣經國的多年心結。

而就在台灣與美國之間這種若即若離、愛恨交雜的時代氛圍中,國民政府為了統治上的需要,決定進一步落實地方自治,首先,便是從一九五零年開始舉行的台灣省縣市長及縣市議員選舉。其中,台北市因是所謂的中華民國「臨時首都」,雖然在行政層級上只是一個「省轄市」,但仍具有動見觀瞻的地位,因此,「首都市長」的民選過程及結果,便吸引了中外各界的高度關注。

只是,國民黨推行的民主政治有其不可挑戰的時代禁忌。一九六零年六月,【自由中國】雜誌社雷震等人結合台灣本土政治菁英著手籌組新的反對黨,九月四日,國民黨政府當局逮捕雷震等人,爆發所謂的「雷震案」,籌組中的反對黨也因此胎死腹中,台灣的民主運動與言論自由受到強烈打擊,國民黨「專制政權」的本質昭然若揭。

但專制的網羅終究難敵內外夾迫的衝決。島外,一九七一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阿爾巴尼亞等二十三國的提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並將中華民國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與中共建交,同一天,我國宣布與日本斷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與我斷交。

島內,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運動」,對台灣青年一代造成鉅大的衝擊與影響,知識份子開始走上街頭,為日後台灣青年知識份子投入政治與社會改革運動開了先河;一九七九年底的「美麗島事件」,黨外人士更以有組織的理念與行動,向專制政權全面挑戰,民主的窗口被打開,自由的鳥兒終能飛向開闊的天空,依靠自己的能力,繼續求生。(鄭懿瀛